台湾电影中的抗日记忆 爱恨交织血泪相和

历史背景以及当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，使得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情感和再现格外复杂多元。和中国大陆相比，解严后台湾电影中的抗日历史与日人形象有更多细腻、人性化的面相

1945年台湾“光复”，彼时台湾人热烈欢庆“回归祖国”，乐见日本殖民者退位。然而蒋介石政权1947年在“228事件”中屠杀无数台湾百姓，且在其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持续迫害并屠杀人民，导致许多原本热烈拥抱“祖国”的台湾人转而把蒋政权视为比日本更不堪的“二次殖民”，并怀念相对文明有序的日治时光，进而厌弃“中国人”的身分并产生强烈的“台湾意识”。
这个历史背景以及当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，使得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情感和再现格外复杂多元。和中国大陆影视剧至今仍偏好展现日本侵华的悲惨记忆相比，台湾民间普遍对日友好，例如去年311地震时，台湾是全世界捐款给日本最多的地区，而解严后台湾电影中的抗日历史与日人形象更有诸多细腻、人性化的面相。

历史背景以及当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，使得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情感和再现格外复杂多元。和中国大陆相比，解严后台湾电影中的抗日历史与日人形象有更多细腻、人性化的面相

综观台湾抗日电影发展，长期研究华语电影的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教授陈儒修总评，70年代台湾的抗日电影操作民族主义情绪，动机和当代中国抗日电影最为类似，但二者的风格却有鲜明差异。他发现，大陆的抗日电影彻底实践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」，格外突出「群众」，作品常营造毛泽东等领导者和民众打成一片的气氛，突出领袖的亲民特质，而且遵守「艺术创作没有中间人物」的原则；台湾的抗日电影则相对突显领袖，强调蒋介石等人的英雄特质，和民众的距离较大。
针对台湾当代抗日电影现况，陈儒修也认为：「台湾近代抗日电影是非常『去政治』的！」他指出当代台湾抗日电影不再纠结于民族主义，突显全球化时代后，「身分认同」不再是台湾社会最急迫的问题。他说：「台湾文化最可爱的地方在于，我们对日本的情结有很大的光谱，怀日、哈日、亲日、仇日，都有，而且这个光谱是流动的，棒球赛的时候仇日、使用产品或流行文化哈日，不像老一代是亲日，或仇日二元。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认同是流动、转折的，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概念非常淡泊，每个主体都是多元的，他们更认同『世界公民』的概念。

历史背景以及当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，使得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情感和再现格外复杂多元。和中国大陆相比，解严后台湾电影中的抗日历史与日人形象有更多细腻、人性化的面相

台湾抗日电影中消退的民族主义，突显台湾新一代创作者和观众在全球化时代下，流动且弹性的身分认同。尽管《一八九五》和《赛德克巴莱》仍难逃台湾抗日电影的英雄主义传统，且未跳脱以男性为主体的叙事窠臼，但透过客家、原住民的边缘族群视角再现抗日历史，带入日本殖民者的观点，使得当代台湾抗日电影别于过往样板式的华语抗日电影，对族群与人性有更多关照。
然而台湾、中国、日本在东亚地区的「三角习题」未解，可以预见的是，「抗日历史」仍可能随时成为华语电影用以召唤政治意识或集体精神的重要主题。反思是一种姿态、消费是一种姿态、煽动亦是一种姿态，愿后世的所有召唤历史的光影拥有足够的诚恳凭吊战场上的亡灵，而非沦为扰动现实政治的载具。